村集體經營性收入從不足2萬元到210.5萬元，從全縣171個行政村中排名161位一躍晉級為第6位；村民年人均收入從2000元攀升到20000元左右。僅用一年時間，合肥市長豐縣大路村如何實現由耕地抛荒、信訪不斷的後進村到“千企幫千村”示範村的蝶變？

 考核為王，“523分紅”調動三方積極性

    事情還得從2021年4月金年会農産品公司與安徽省長豐縣大路村簽訂的一紙合作協議說起。協議約定，大路村把4000畝土地流轉給農墾農産品公司，合作經營期限暫定5年。農墾農産品公司付給村民每畝400元的租金，首先解決了村民保底收入問題。盡管如此，大多數村民并不看好這一次合作，因為有“前車之鑒”。

      楊廟鎮大路村地處江淮分水嶺，共584戶、2416人，耕地面積6065畝，主要從事小麥和水稻種植。大路村在2016年實現脫貧摘帽，但村集體經濟一度處于長豐縣的窪地。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中，大路村積極尋求與企業合作，希望通過“公司+農戶”的方式集中流轉土地，解決耕地抛荒問題，增加農民和村集體收入。2018年大路村與某企業合作，集中流轉土地，計劃開發大棚蔬菜項目。沒想到該企經營效益不佳，嚴重拖欠土地租金，造成村民不穩定，引發了新一輪土地撂荒。大路村黨支部書記董永含說：“當時的情況是，大路村6000多畝耕地80%抛荒，村民連土地流轉的租金這個保底收入都拿不到手，老百姓怨氣大，經常上訪；村幹部幹着急、沒辦法……”

      董永含說：“我們這次之所以把‘寶’押在農墾企業身上，因為農墾有專業化、機械化和現代農業科技優勢，又有市場銷售渠道，不用擔心地種不好的問題”。

      農墾農産品公司負責人則從大路村與某企業合作失敗的案例中汲取教訓。“關鍵在于建立一套科學的考核體系，充分發揮考核指揮棒的作用”。農墾農産品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汪登松說，“讓農墾農産品公司、村集體合作社、生産骨幹三方同經營、同參與、同負責，把一個積極性變成三個積極性”。

      這份合作協議的核心條款是：“523分紅”，即農墾、村集體、農民分别按照利潤的50%、20%、30%實行利潤分成。農墾農産品公司以糧食産量和成本控制為基礎指标，根據三方責任分工進行分類考核，首先對大路村集體合作社實行成本考核，大路村集體合作社作為組織者，不僅要組織生産骨幹把農藝措施落實下去，還要對他們進行有效管理，從而把生産成本控制在合理的區間。具體量化指标：水稻畝産在450公斤以上、畝成本控制在1055元以内，小麥畝産在350公斤以上、畝成本控制在655元以内，高粱畝産在300公斤以上、畝成本控制在755元以内；在完成基礎指标後，畝純利潤在300元以内時按20%獎勵，畝純利潤超過300元時300—500元區間的部分按30%獎勵，500元以上部分按40%獎勵。

大路村農墾流轉土地前後農田對比圖

      2021年，農墾農産品公司去年在大路村合作項目首戰告捷，4000畝統一流轉地純收益達到110萬元，根據協議約定，返還40萬元用于村集體分紅。村集體經營性收入200多萬元，一舉甩掉了後進村的帽子；利潤達到50萬元，是2020年的20倍。

      大路村村民童德鳳是村企合作項目的職業農民，去年由他負責管理的500畝高粱地平均畝産650斤以上，高産田塊800斤以上。加上網格管理的工資和分紅，一年僅此項收入就有近3萬元。

      筆者手記：金年会在大路村趟出了“國企+村集體合作社+職業農民”的鄉村振興模式，通過“523分紅”考核，農墾拓展了土地經營收入增長點，并彰顯了國有企業保障國家糧食生産安全的社會責任；村集體合作社獲得經營性收入和利潤分成，實現了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農民獲得租金+工資+利潤分紅等三方面收入，有效提升了共同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

 共建為要，“1+1+1”聯結利益共同體

      金年会也探索過“出場進村”的土地流轉模式，但始終走不出“大包大攬、單邊作戰”的誤區，總體成效不佳。2015年，林業集團将農墾農産品公司與大圹圩農場、倮倮米業和農墾農産品超市整合，探索一二三産融合的産業模式，經過兩三年的運作，初步形成了生産、加工、銷售一條龍産業化的格局。随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農墾農産品公司把目光投向了有着産業振興強烈願望的大路村。

      2021年4月初，農墾農産品公司安排陳從貴、王玉虎、孫治國三名農業技術骨幹到大路村蹲點，負責4000畝農作物的生産組織、農資供應和技術指導。“在地裡看到一人多高的荒草，心裡涼了半截，說實話，當時心裡真沒底！”陳從貴談及當初的感受，頗多感慨。

      高級農藝師王玉虎則認為，經營這4000多畝地，僅靠他們三個人是玩不轉的，必須依靠村集體合作社、村幹部發動當地農民參與生産管理全過程，擺在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抓緊培訓一支“職業農民”隊伍。首先，這支隊伍人數不在多，而在于精，有較強的組織能力，能及時有效地組織當地勞動力開展生産；其次是生産技術，要把農墾農作物高産栽培技術迅速傳授給他們，并通過他們推廣給參與生産的農民；再次是以職業農民帶動農機專業服務，就地就近解決農業社會化服務問題。

      三個人把6個村幹部組織起來，吃住在村裡，起早貪黑在地裡摸爬滾打，手把手向他們傳授農業水稻和高粱的生産技術，并定期邀請農業專家開展技術培訓，組織他們到農墾現場考察，以各種方式“速成”培育“職業農民”。同時推行地塊“網格化”管理。通過衛星遙感測繪将大路村流轉的土地測繪入圖，将每500畝土地作為1個網格單元，由1名職業農民負責管理。職業農民根據“網格化”管理要求，有效落實自己負責的單元管理任務，提高農藝措施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确保完成農作物産量；村集體合作社将農民收入與田間管理、作物收成等挂鈎。

2700畝高粱熟了

      今年70歲的原大路村村支部書記董善業說：“農墾技術員真是種地的高手，什麼時候排水、什麼時候除草、什麼時候打藥都算的清清楚楚，打藥用無人機，除病蟲害藥裡還加了營養液，難怪高粱長得這麼好！幹了一輩子農活，現在真是長見識了！”

      董善業掰着指頭算了一筆賬：2020年，他家6口人28畝地，每年總收入6000多元；2021年農墾流轉土地後，每天務工收入100元，一年足有120天1.2萬元收入進項；加上每畝400元保底收入，還有村集體分紅，如今已有每年2萬元的收入，一下子翻了三倍。

      在外發展有成就的小老闆、大路村村民董吉豹看準村企合作項目的商機，在大路村成立農機服務公司，投資170多萬元，購置了大型拖拉機、旋耕機、播種機、無人機等機械15台套，去年農機作業收入60萬元。

      筆者手記：“大路模式”突出了鄉村振興的墾地合作共建，共建的核心是形成了一個農墾、村集體、農民三方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體，完善了責權利的再分配。農墾從中獲取了拓展土地資源的紅利，以大農墾帶動小農戶，承擔了資金、技術、培訓和訂單銷售等責任；村集體合作社一手連着農墾，一手連着“職業農民”，發揮了杠杆作用；而當地農民積極主動參與農作物的全程生産管理，不再是持有地租的旁觀者，将雇傭關系轉換為利益共同體，形成了“1+1+1”大于3的倍增效應。

                       黨建引領，“5同4聯”探索共同富裕路

      在大路村3000畝高粱地裡，一面黨旗獵獵飄揚，一群戴着黨徽、團徽的人們在這裡唱起勞動号子。一個“憶田頭黨史、謀鄉村振興”的主題黨日、團日活動正在這裡進行着……這是2021年8月27日農墾與大路村支部共建活動的一個場景。

      在合作之初，農墾農産品公司與大路村除了簽訂農業經營合作協議，還簽定了一份特别的協議——《支部共建協議書》，農墾農産品公司總部黨支部和大路村黨支部圍繞生産經營開展結對共建，形成“理論同學、組織共建、品牌同築、服務同行、成效同享”的五同模式。農墾駐村蹲點的陳從貴、王玉虎兩名黨員臨時參加大路村支部支部組織生活。在黨史學習教育中，兩個黨支部組織黨員共同開展了參觀金年会博物館、雲峰村史館等紅色資源活動，多次在田間地頭開展了“憶黨史、學農技”主題黨日活動，建立了以農墾技術黨員、村幹部黨員和農民黨員為主體的村企共創投制，重點圍繞生産經營開展支部活動，有力有效地促進了黨組織和村集體組織的振興，為産業振興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通過黨建引領，聯成了黨員帶頭示範的一片丹心、聯成了産業振興的一股幹勁，聯成了共同富裕的一種情懷，聯成了鄉村振興的一種模式。

支部共建圍繞農業生産開展主題黨日活動

      “農墾—大路”模式引起了長豐縣委縣政府的高度關注。縣委書記李命山2021年先後三次到大路村調研，對“農墾—大路”模式給予高度評價：“大農墾、大情懷，墾與村想到一起、幹在一起、成在一起，闖出了鄉村振興新大路”。今年，長豐縣投入1600萬元資金，實施大路模式配套倉儲烘幹中心項目，同時，對大路村鄉村振興規劃進行提檔升級，借鑒農墾探索智慧農業的做法和經驗，籌劃農業物聯網項目和農産品加工項目，緻力打造鄉村振興新高地，并要求在其他鄉村複制“農墾—大路模式”，今年1月24日，農墾農産品公司與楊廟鎮大元村簽訂了4000畝土地流轉協議，繼續推廣這個模式發展現代農業。

      安徽省委黨校鄉村振興學院的教授、學者先後三次赴大路村考察調研，認為“農墾—大路”轉變了農民思想觀念，改變了土地經營方式，提高了農民積極性，解決了耕地抛荒、非糧化問題。省委黨校有意将“農墾—大路”模式列入鄉村振興現場教學計劃，并将其作為全省鄉村振興典型案例進行深度研究。

      筆者手記：農墾帶動鄉村振興，黨建引領是關鍵，優勢互補是要件，利益共享是硬核。“農墾—大路”模式，不僅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路徑，同時也為農墾“出場進村”流轉土地深耕現代農業，積累了可借鑒、可複制的模式。(墾  宣)